最近，关于财政压力的讨论越来越多。 有人说这是最大的挑战，有人说这是转型的必经之路。不管立场如何，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回避的： 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土地财政模式，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退潮，而新的财政收入支柱还在建立之中。 这个空档期的压力，真实地传导到了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。 但压力不等于危机，挑战也不等于崩塌。客观地看待财政的现状、问题和出路，比简单地下结论更有意义。 地方财政的钱，过去主要从哪里来？答案很简单：土地。 在最高峰的2021年，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8.7万亿元，占地方基金收入的九成以上，相当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一半左右。如果把土地相关的税收也算上——契税、土地增值税、耕地占用税——土地直接和间接贡献的收入， 占到地方财政可用财力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。 这套模式支撑过去二十年的城市化狂飙：地铁、公路、桥梁、新区、产业园……几乎所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背后都有土地出让收入作为资金来源。 但从2022年开始，这个引擎失速了。 2022年，土地出让收入从8.7万亿跌到6.68万亿，一年少了2万亿。2023年继续跌到4.8万亿。2024年再下一个台阶，全年只有约3.8万亿。 而2026年的情况，依然在下滑。前7个月，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1731亿元，同比下降30.8%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全年土地出让收入可能只有2.5到3万亿元—— 回到了大约2010年的水平。 从8.7万亿到2.5万亿，四年时间，土地出让收入跌掉了七成。这不是周期性波动，这是结构性的趋势性下行。 土地收入暴跌的原因很清楚：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，开发商拿地意愿骤降，民企开发商批量退出土地市场，剩下的央企国企拿地也越来越谨慎。而房子卖不动，开发商自然就没有拿地的动力。 更关键的是， 这个趋势大概率是不可逆的。 人口见顶、城镇化放缓、住房需求总量下降，这些长期因素决定了土地出让收入很难再回到过去的高位。 地方财政失去了最大的一块收入来源，这是当下所有财政压力的总根源。 土地收入减少的影响，不是均匀分布的。越往基层，压力越大。 为什么？因为当前财政体系有一个特点： 收入上收，支出下沉。 税收的大头在上面和省一级，区县以下能拿到的分成比例不高；但具体的事——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市政、治安、应急管理——几乎全在基层。以前土地出让收入好的时候，地方靠卖地就能补上缺口，日子过得不错。现在卖地收入没了，收支矛盾立刻就暴露了。 最先感受到压力的，是那些经济基础薄弱、产业支撑不足、高度依赖土地出让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域。这些地方本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就不多，主要靠卖地来维持运转和搞建设。地卖不动了，财政立刻就紧了。 紧到什么程度？一些地方开始压缩公务开支，推迟基础设施建设，甚至个别区县出现了工资发放延迟的情况。虽然是局部现象，但信号意义不容忽视。 压力传导的路径也很清晰： 第一层，是建设类支出的收缩。 地铁、新区、产业园这些靠卖地支撑的基建项目，首先被叫停或延期。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两年全国城轨投资连续下降，2026年更是预计暴跌33.7%——没钱了，自然就修不动了。 第二层，是民生支出的压力。 教育、医疗、社保这些刚性支出不能砍，但增长速度必然放缓。一些地方的养老金发放压力在增大，医保报销范围在收紧，教师的绩效奖金在缩减。这些变化，普通人都能感受得到。 第三层，是债务付息的压力。 地方借了很多钱，本金可以展期、可以置换，但利息是要按时付的。当收入增速下降而债务利息刚性增长时，付息压力就会越来越大，挤压其他支出的空间。 当然，压力大不等于出问题。中央的转移支付在持续加大力度，对困难地区的兜底保障在加强，化债工作也在有序推进。整个财政体系的运转总体是平稳的，远没有到“撑不住”的地步。 但压力的真实存在，也是不容回避的。 说到财政压力，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政府债务。 目前全国地方债务余额约40万亿元，加上国家级债务，总的政府债务规模超过100万亿。这个数字放在全球来看，绝对值确实不小。 但判断债务是否可持续，不能只看绝对规模，还要看几个关键维度： 第一个维度，是债务率。 我国债务占GDP的比例大约在70%左右，这个水平放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并不算高。美国联邦债务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，占GDP超过120%；日本债务占GDP超过250%；欧洲主要国家也普遍在80%到100%之间。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看，我国的债务水平是可控的。 第二个维度，是债务的用途。 我国的地方债务，大部分对应的是实实在在的资产——公路、地铁、桥梁、水利、产业园。这些基础设施虽然短期回报不高，但长期来看有社会效益和经济外部性，和某些国家借债主要用于福利开支、利息越滚越大的模式有本质区别。 第三个维度，是国家债务的腾挪空间。 我国的债务压力主要集中在地方，国家级的负债率其实很低。从全局来看，中央加杠杆、地方去杠杆的空间是存在